风雨清华十三年

 

　　■新书过眼录

 

　　陈夏红

 

　　□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编辑，北京

 

　　刘冰自1956年调任中共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，在这本他在1996年前后写成的回忆录《风雨岁月：1964-1976年的清华》中，他的叙述是从1964年开始的。读者诸君势必知道，1956年到1964年期间在中国当代史上，首当其冲就是1957年春夏之交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。从1964年开始，高教领域风起云涌，刘冰个人的命运也开始波谲云诡，一波三折，不断地失去他的根据地：领导岗位、工作职位乃至个人自由。还好在刘冰心目中最重要、最关键的东西没有失去，那就是他的党籍。在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时，刘冰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接受“帮助”回来后跟妻子私语，“是啊，现在已经到头了，没地方说理。……现在只有检讨，争取留在党内，只要活着，过几年再说。……我怕开除党籍，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。”长期的革命历练使得刘冰确信，留得党籍在，不怕没天理，其他都置之度外了。

 

　　笔者之所以认为刘冰“当局者不迷”，在于刘冰在整个“文革”期间，固然没有完全卑躬屈膝向当权者投降，但总能够适时地放弃立场，通过认罪、检查乃至揭发其他同事的方式，来换取当权者对他的法外开恩，率先在被打倒的领导层中被解放乃至崛起。这恐怕也是他聪明而务实的一种表现。尽管通过取得最高当局的支持，在当时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乃至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方式，但在今天看来，则使得我对刘冰的同情心大大降低。

 

　　我们总喜欢问“你为什么不忏悔”，在现实中，如果谁为其表现自我批评几句，那么这个人不但无罪，而且可能会博得大众的好感，成为知识分子独立风骨的代名词。是连忏悔这种最起码的方式都很难得，还是因为我们过于迷信忏悔这种姿态？刘冰对其“文革”中被迫或者自愿的部分违心行为做了忏悔，比如“无可奈何，我只好用棍子在谢祖培同志的屁股上打了几下”，率先揭批同事何东昌等等，都表达某种程度的歉意。1978年11月下旬，清华大学党委为刘冰召开平反大会，刘冰发言表达了对党和群众的感谢后，提及“即便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我身处逆境，也有许多错误，说过违心的话，做过违心的事。我向同志们作诚恳的检讨，对于过去在政治运动中经我手处理错了的同志，或者不是经我手而处理错了的同志，我都有责任，在这里我向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道歉。”

 

　　如果说相对客观地为“文革”中的清华留下一种“说法”是《风雨岁月》最大的价值，那么笔者认为这本书本身，或者是刘冰本人人生的遗憾之处则在于，长期的教育使得刘冰在字里行间依然沉湎于个人崇拜之中，而已经没有能力对导致这段历史悲剧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。